6月4日，越南政府宣布废除自1980年代起施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取消对子女数量的限制，允许家庭自主决定生育数量与节奏。该决议以“尊重家庭选择”为名，释放出一种自由化信号，但政策推出的时机和背景，却揭示了更深的结构危机。

据越南统计总局数据，2024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已下降至1.91，首次跌破2.0，而胡志明市、河内等城市的生育率更低，部分城区接近1.4。这一数字不仅低于“人口更替水平”（2.1），甚至已接近发达国家典型的“人口停滞临界点”。

与此同时，劳动人口比例持续下滑。越南15至64岁劳动人口在2023年占全国人口比重为67.8%，低于2015年的70.2%，并持续下降。联合国预测，到2035年越南人口将出现净负增长。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制造业集中区域，如北宁省和平阳省，多家外资企业报告招工困难，尤其在技能型和稳定性岗位上，人员流动率极高。

在这一背景下，“放开生育”不仅是一次政策调整，更像是一场战略性人口抢救。越南不是在等待更多孩子来参与未来社会建设，而是在试图以更高的出生率，维持眼下摇摇欲坠的制造业体系。

集市上，一位越南女子抱着婴儿

人口密集型经济的自我陷阱

要理解越南为何如此焦虑地重启人口引擎，就不得不回顾其三十年经济路径所埋下的制度伏笔。

自1986年“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的主要发展战略是吸引外资、承接产业链转移，构建出口导向型制造体系。特别是在中美贸易紧张背景下，越南成为众多跨国公司“转移生产”的首选地之一。三星、英特尔、富士康、耐克等品牌相继落地，越南由此获得“新世界工厂”之誉。

这一增长模式的核心，是大量、廉价、可调度的人力资源。

从2008年至2022年，越南每年约有10万至14万人赴海外劳务输出，占据劳动人口的重要比例。在国内，制造业高密度布局于北部工业走廊与南部工业园，低工资、低保障、高强度的雇佣制度维持着出口规模快速扩张。

2024年，越南电子类产品出口总额接近1140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35%以上，其中仅三星一家企业就贡献了约20%的出口量。根据越南计划与投资部估算，全国GDP的14.5%由三星一家拉动。

问题在于，这种增长是建立在“人本身就是成本优势”的假设上。即：只要人够多、够便宜，就可以维持产业竞争力；只要工资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就能吸引更多订单。

然而，越南的“红利优势”正快速耗尽。

2023年，胡志明市人力市场报告显示，制造业平均招聘周期延长了27%，同时缺口岗位总数同比增长13%。在纺织、电器装配、塑料成型等行业，一线工人月均工资逼近450美元（约3200人民币），高于柬埔寨与缅甸，逐渐失去“性价比”优势。

从根本上讲，这一制造体系并非技术驱动或内需驱动，而是人口驱动。人口成为资源，被资本捕捉、配置、调动。一旦人口增长放缓、青年人口减少，整个模式便陷入结构性危机。

年轻人为何选择不生？

越南首都河内

越南政府显然试图用“生育自由”来刺激人口回补。但现实中，年轻人不生，并非出于观念保守，而是出于成本理性。

首先是住房负担。根据2023年胡志明市地产业协会发布的报告，该市平均房价收入比已超过20倍。在中产聚集的第七郡（胡志明市的一个行政区），一套70平米商品房售价超过15万美元，而普通青年家庭年收入不足6000美元。即便动用三代积蓄，也难以支付首付。

其次是育儿资源缺乏。2024年，全国公立托育机构覆盖率不足30%，幼儿园床位普遍紧张。许多城市家庭被迫将子女送入私立托班，每月费用高达250美元，占据年轻家庭收入的40%以上。

再次是职场生育歧视。女性劳动力在制造业占比接近60%，但产假成本几乎由企业全额承担，导致用人单位普遍对已婚女性设置隐性门槛。调查显示，在胡志明市和河内，35%的年轻职业女性表示“不会考虑在工作期间怀孕”，20%甚至计划“不育”。

而对于农村青壮年而言，出国务工仍是最具确定性的上升通道。2023年，赴韩、赴日劳务合同签发量超过14.3万人次，创历史新高。这部分人口几乎被从本国劳动力池中“抽空”，回国生育的可能性随之消失。

归根到底，年轻人不是不想生，而是在一套高成本、低保障、缺乏制度托底的社会结构中，不敢生、不愿生。

危机并非始于人口，而是暴露于人口

资料照片：越南新入学的小学一年级学生

越南崩盘的导火索，并不是人口问题，但人口结构的骤然失衡，却成为整个系统性危机被放大的临界点。

2022年10月，西贡商业银行突发挤兑事件，民众拉横幅围堵网点，要求提取存款。据越南国家银行披露，该行坏账率高达97.08%，约14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相当于全国外汇储备的四分之一，约占当年GDP的5.6%。

这一事件撕开了越南金融系统的裂口。大量房地产商、地方政府、私营企业以西贡商行为资金通道，循环放贷、虚构资本、加杠杆投资房产。在楼市高速扩张期，这种模式看似繁荣，但当美联储自2022年起开启史上最长加息周期，资本成本飙升、美元回流、外资撤离，越南的“输血经济”顿时失速。

汇率贬值幅度一度超过15%，外币债务激增，金融市场流动性枯竭，大量开发商违约停工，制造业投资遭遇抽资潮。股市、汇市、债市连锁崩盘，银行互保体系失灵，房地产价格暴跌。人们终于意识到，这不是一场个案欺诈，而是全国金融结构的系统性失控。

然而，更令人警惕的是：在这场危机中，人口问题并非被遗忘，而是被推上了“护盘工具”的台前。

在西贡商行危机引发系统性风险后，越南政府逐步将‘优化人口结构’纳入国家发展议程。据卫生部与多部门联合草拟的政策文件显示，2024年起，相关法规已将‘出生人口增长率’纳入宏观调控目标之一。

也就是说，当国家财政系统已然失衡，产业升级陷入停滞时，“多生”被当作替代“多投”的手段。在劳动力、金融、房地产三大系统都失稳的背景下，越南政府把“新一代人口”设想为新的经济结构支柱。

人口红利的终点，世界工厂的死结

人口危机的加速，不仅让经济模型露出裂缝，也迫使越南政策制定层将生育权制度化释放，作为经济救援手段。

2025年发布的新政策中，政府除废止所有计划生育限制外，还同步推出一揽子鼓励措施：包括对第二孩以上家庭的现金补贴、延长产假、税收减免、住房分配优先、托育设施投资以及生育贷款支持等。

计划与投资部官员在通报会上称：“越南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基础，取决于今天的出生人口。”

这句话说得毫不掩饰，其实是在承认：当人口红利失效时，我们没有其他工具；当外资撤离、制造业用工荒蔓延，我们只剩下生育这个制度性环节。

但政策本身的结构性困境并未解开：

• 补贴规模有限。中央财政拨款难以覆盖庞大人口基数，各地对补贴额度与申请条件设限极多，难以形成真正的吸引力；

• 配套制度缺失。住房依旧高价，托育资源滞后，公共医疗财政紧张，地方政府债务重压之下难以同步推进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 劳动力结构错配。青年人口多集中在城市租赁区和工业园，长期缺乏稳定居住环境与社会网络，不具备长期抚养子女的基础。

这些问题使得越南的人口政策陷入了一种“制度虚拟性”困局——愿望诚恳，手段无力。因此这些举措的直接目标，似乎最终变成了稳住资本。

在2023年至2024年间，越南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出首次为负。大量韩国、日本与中国台湾企业收缩在越产能，部分已迁往印尼、菲律宾、印度等地。2025年1月，外国投资者净卖出6.4万亿越南盾（约2.53亿美元）的越南股票，是前一个月（2024年12月）的将近三倍，而在2025年2月的第一周，又卖出了4.2万亿越南盾。

越南试图用“我们还有人”的姿态来证明自身依旧是“最具活力的产能承接地”。而“自由生育”恰恰成为一种“人力储备政策”，本质上是为继续维系人口型产业经济而投下的筹码。

这种策略并非首次出现。

2015年，越南房地产开始引入外资开发权时，便允许外籍人士购房，并开放租售盈利转汇机制；2016年在金融危机苗头初现时，也曾通过劳务输出政策提高国家劳动力输出换汇能力。

这类“头痛医头，脚痛治脚”的经济应急机制，构建了一种极度脆弱的国家逻辑：当资本要走，就“卖地”；当外汇不足，就“送人”；而如今，轮到“多生”来补未来。

诚然，人口规模的变化会影响劳动供给、消费结构与产业承载力，但人口政策本质上仍需服务于人的发展，而不仅仅是服务于产业的稳定。若缺乏教育、住房、医疗、托育等基础性制度托底，单纯的生育鼓励未必能够实现预期效果，甚至可能加剧结构失衡。

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和本土发展瓶颈，越南未来的发展或许更需要转向以“人”为中心的政策设计路径——不仅关注“生多少”，更重视“怎么养”“能否用”“愿不愿留”。

这场人口政策的转向，或许并不能立即带来显著的增长动能，但它所激发的制度反思，可能正是越南在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关口前，所需的一次重要调整。

数据参考：

越南的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 —— Vietnam Law and Legal Forum，2025年6月

越南15岁及以上的劳动人口 —— Vietnam Law and Legal Forum，2025年5月

胡志明市房价与收入比 —— Vietnam Investment Review，2025年4月

越南制造业劳动力短缺预测 —— Talentnet，2025年3月

越南外资流出 —— 路透社，2025年2月

2022年西贡商业银行爆发挤兑事件 —— The Banker，2024年6月

越南的公立托育机构覆盖率 —— 联合早报，2024年5月